中國的建筑師在哪里？
發(fā)布時間：2013-09-26 新聞來源：一覽鋼構英才網
被稱為“建筑界的奧林匹克”的國際建筑師大會，在國際建筑師協會成立半個世紀來，從未在亞洲和澳洲舉辦過。
1993年，在芝加哥舉行的國際建協第19屆代表大會上，中國以壓倒多數的票贏得了1999年6月第20界“世界建筑師大會”的舉辦權，屆時將有八千多名各國建筑師云集北京。
14年不息的爭辦終于有了回報，中國建筑界為此歡欣鼓舞。
中國建筑師給大會的最大禮物之一是，6月18日至28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中國當代建筑藝術展”――幾十位中國建筑權威在三四個月的時間里，把中國50年來蓋的房子扒拉來扒拉去，挑出最好的以供展示。
并不都是高興的事，因為七八千個懂行的外國人來中國，中國不好的建筑一下來了個大暴露，中國人臉上無光啊！
天津大學建筑系教授彭一剛來京表達心緒：“建筑師大會在中國舉行，我又喜又憂，心情矛盾，外國建筑師要到北京轉一轉，中國古代建筑沒有任何人有異議，而我們現在有些東西確實拿不出手。我自己作為一個建筑師也感到有點慚愧、內疚……這次希望他們坐飛機來，從機場把他們直接拉到賓館里，千萬不要坐火車來，西客站周圍的房子非常凌亂、不協調。”
實際上中國建筑問題早被世人關注，兩年前一位外國的環(huán)境專家發(fā)問：
中國在大興土木方面肯定是世界第一，但在質量方面就難說了。中國的建筑師在哪里？怎么我們看到的全是土地開發(fā)商，難道中國城市建筑規(guī)劃是由房地產商人管理嗎？
專家們感嘆：工程質量是建設部今天抓的一個主題，但沒有把藝術質量放到一個重要的地位，21世紀，中國現代建筑往哪里去？
建筑藝術在我們這片土地上差不多是天方夜譚，大多數人所說的就是蓋房子，西方人在這一點上又占了先，建設部科技司司長、重慶建筑大學教授李先逵說：
“英文‘建筑’Architecture源于希臘文Archi和tekt，tekt意為技藝，Archi則是最重要的和第一位的意思。在西方幾乎所有的藝術史著作都將建筑列為首位。而在中文里，建筑既表示建筑藝術，也可表示房子本身，還表示建筑施工，很含混，一直沒有一個詞能像英文Architecture一樣來表示建筑藝術。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寫道：人類沒有任何一種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藝術寫在石頭上。
“羅丹在評述巴黎圣母院時說：整個我們的法國就凝聚在這座大教堂里，正像整個希臘凝聚在帕提儂神廟中一樣。
“《西洋藝術史》中也這么認為：當我們想起過去的偉大文明時，我們有一種習慣，就是應用看得見、有紀念性的建筑作為每個文明獨特的象征。”
其實，建筑是除了活生生的人以外，表現我們生活的質量，表現一個民族風貌的最重要的東西。
吳冠中這位大畫家也把建筑的地位遠遠排在繪畫前面：“當我們想到北京、蘇州、馬德里、羅馬時，腦子里首先冒出來的形象就是建筑，一個城鎮(zhèn)的面貌基本是建筑。自然面貌，從非洲到亞洲，山水湖泊差異不是很大，現在建筑的問題非常迫切，等不及你，中國大地上那么多建筑現在要起來，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藝術。其他可以慢一點，畫壞了一幅畫可以毀掉，房子搞壞了，要在那兒幾十年，幾百年。你可以喜歡它，你可以恨它，但是你逃避不了它。”
中國當代建筑50年，有很多經驗教訓。建筑藝術研究所所長蕭默總結道：
“50年代初期的建筑，以民族形式為主導，主張將宮殿、廟字等傳統建筑樣式賦予新建筑。如北京友誼賓館、北京三里河四部一會辦公樓等，都有一個琉璃瓦的大屋頂。
“由于‘民族形式’的昂貴，很快就引起了注意并加以糾正。一時間，節(jié)約成了一切，放棄了對建筑藝術和文化品格的追求，許多作品比較平庸。只因為慶祝國慶十周年，才出現一些追求建筑藝術的建筑。如十大建筑。
“到了‘文化大革命’，各地興建‘萬歲館’，使用象征主義的政治圖案如紅旗、火炬、向日葵等，‘萬歲館’平面是一個‘忠’字。比如某市建設一火車站的火炬時很費了思量：火苗向西不行，投靠西方資產階級；向東燒更不行，只得向上。
“改革開放以來，可稱之為多元建筑論時期，各種主義層出不窮，如古風主義、新古典主義，新民族主義等。但也泥沙俱下，藝術上平庸甚至低劣的建筑也還是不少。”
對這些拙劣建筑，吳冠中憤憤表示，他要班門弄斧，砍下一斧頭：“像北京西客站的門樓，很糟糕。我體會我們中國古代的建筑都是伏在土上，有一種敦厚的、趴著的感覺，就是塔高一點，看上去也像一棵長在泥土里的筍。但是西客站在那個高高的西式頂上，趴了一個中國建筑，我覺得特別別扭，讓我感覺像是從屁股底下看它的內部，很不舒服。”
在最近召開的“中國當代建筑藝術討論會”上，建筑專家們七嘴八舌，對以小亭子大屋頂為特征的仿古建筑表示了批評，對一窩蜂涌現的、西方和香港傳來的尖頂綠帽子樓也認為應該節(jié)制建造，而對那種許多部委比較熱衷的“大圓肚子”建筑，一些專家認為在視覺上實在不好看，那種臃腫、好大喜功的樣子不應是我們政府部門的形象標志。
“城市不像城市，鄉(xiāng)村不像鄉(xiāng)村，全國城鎮(zhèn)都一個樣子。北京某地就像河北某縣，而鄉(xiāng)村卻拙劣仿造大賓館，到處是鋼筋水泥，沒有一點鄉(xiāng)村味道。云南麗江竟蓋了幾個像希爾頓那樣的星級賓館。”
“一座建筑搞出來后，常常被一大堆廣告緊緊箍住，改變了面目，這是丟人的事，在建筑藝術被破壞的問題上，建筑師應該有版權。”
“全國城鎮(zhèn)到處都是那種白瓷墻藍玻璃的建筑（著名青年建筑師張永和喻之為一看就知道是中國建筑，外國人稱為廁所瓷磚貼錯了弄到外墻），不知道為什么國人對這種滑溜溜冷冰冰的東西那么情有獨鐘。可能以為這就是有派，這就是豪華。”
“鄰近的日本、韓國、俄羅斯都對樹木喜愛得不得了，而我們愛砍樹蓋房子，不考慮人的心理、不考慮人的健康。”
吳良鏞院士說：“現在政府大力抓大氣污染問題，這是重要的，但建筑的‘污染’也很重要。前一陣子我到劍橋，人家研究小氣候，城市的肌理，房子怎么排對氣候有什么影響，如何加強空氣對流……美國建筑學會會長講，‘現在不是光講哪一棟房子，你覺得一棟房子好，但你欣賞不了那一棟房子，停了車，走過停車場，到了房子前，看不見就進去了。’沒有好的城市，有房子有什么用？我看北京快了。如果再蓋10個東方廣場。”
中國建筑大師張開濟1999年4月與吳良鏞、貝聿銘等一起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呼吁北京不要大拆大蓋了，寫字樓、大賓館先不要蓋了，否則，古老的有價值的建筑還沒想好怎么辦就一片片消失，利益是暫時的，而遺憾是永遠的！他說：
“我走過世界上所有古都。只有巴黎能與北京相比，連倫敦和華盛頓都差一點，雖然它們很美，但氣勢和歷史感都差一點。”
建筑能與人對話，建筑能影響人的性情，如果想有一群文明的居民，就要先有一片文明的建筑。
建筑之于民眾的關系到底是什么？它既為人們遮風避雨、提供住所，又在隱密地撥弄人的性情和心靈。
建筑是“凝固的音樂”，它有強烈的暗示作用，對社會心理的作用非常大，如果品位不高。公眾的品位不能不受影響。一個不好的建筑的危害是綿延不盡的。
西方人研究，環(huán)境與犯罪率有根大關系，環(huán)境優(yōu)美的住宅區(qū)的居民，一般性情溫和：而骯臟的環(huán)境、丑陋的房屋里的居民，犯罪率普遍較高（這當然是教育、出身諸因素共同導致）。
中國的情況也說明類似道理：以前的廈門鼓浪嶼和哈爾濱，因受19世紀和20世紀初歐美古典建筑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人民有一種追崇藝術、追崇文明的習俗。鼓浪嶼是全國鋼琴擁有最密的“鋼琴島”，而哈爾濱是全國聞名的“音樂城”。
上海、大連、青島、煙臺、威海等城市也有類似情況，那里的居民都為他們非常講究的、古典風格的城市建筑遺產而自豪，人民沉浸其中，風貌確實有別于其他城市。
建筑是可以讓人感動的，著名建筑師顧孟潮回憶他上中學的時候，八中的校門給了他很深的印象。每次走到胡同口，就能看見郭沫若先生題的“北京八中”四個字，兩邊內斜的校門像伸出的手，請人進去，非常親切。從那時起他就覺得建筑是可以與人對話的，后來他學建筑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吳良鏞說：“城市是一個有機體，對它的整治與改造應順應原有的城市肌理，創(chuàng)造適應今日的生活環(huán)境，千萬不可粗暴地大拆大改，否則城市失去了史跡。猶如人失去了記憶，淪為喪失歷史遺跡的‘歷史文化’名城，居民的心理不能不受到影響。”
為什么我們成百上千個城鎮(zhèn)看著那么枯燥，為什么富起來的國人的建筑品位還是不高？
評論家葉廷芳從傳統中找根源：“我們是先天不足，很遺憾，中國的建筑師不被統治階級看重。外國古代統治者在關心政治時還關心藝術，而中國古代統治者只關心統治。盧浮宮收藏了一千萬件藝術品，彼得大帝收藏了幾千萬件藝術品，德國一個幾百萬冊的圖書館是當時一個公爵的收藏。這種不同也限制了我們建筑師的眼光。我們的國土與歐洲差不多，但他們古希臘、羅馬、哥特式、巴洛克……傳統之下又出現了反傳統，十幾種風格更新換代，琳瑯滿目，而我們比他們差遠了，我們受的束縛太多了！”
天津大學彭一剛教授則認為，我們中國建筑師是有才華的，主要是客觀條件限制了他們：“20年代，別人的新建筑運動已經蓬勃發(fā)展了，傳遍了世界各個角落，我們則是軍閥混戰(zhàn)。到了30年代是日本人侵。完了又是解放戰(zhàn)爭。解放以后，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而且每次建筑系都是首當其沖，成了資產階級大本營。”
整個民族文化素質和審美情趣也制約了建筑水平。貝聿銘先生做的香山飯店“是一個很高雅的東西”，既有傳統，又很現代。但當時從當官的到百姓都說里面用了黑白兩種顏色，像是靈堂。在這種前提下，要建筑師拿出一個世界一流的作品來幾乎是不可能。
另一種普遍的看法是，多年來對國民素質教育特別是藝術能力的教育重視不夠。在西方不需要著重指出，建筑藝術就是很重要的藝術門類，而我們直到現在，在公眾里頭，這個詞也沒有運用。我們原來的教育方針是德、智、體全面發(fā)展，把美育包括在德育里，實際上兩者是互相聯系但又不同，美育絕不能少。我們現在之所以出現這么多的審美錯亂，是和我們對于美育的誤導有關的。
中國自古只有工匠和百工，沒有建筑師，即使現在，國人的概念中，建筑師仍是可有可無的一個什么職業(yè)。
一座建筑落成，剪彩的大部是官員，建筑師卻被遺忘腦后。
中國的建筑師在哪里？學術界發(fā)出這樣的呼吁。
張開濟說：“建筑是古已有之，但建筑師這一概念是本世紀初從國外帶來的，最初是指上海蓋洋樓的外國人，叫‘打樣鬼’。我們古代雖創(chuàng)造出了許多好作品。但誰也不知建筑設計者是誰。歷史上只把他們當成工匠和百工，形同官奴。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沒有建筑師的地位。”
他開玩笑說他很愿意到外國，一到外國地位就提高了。有一次他走進巴黎歌劇院，突然看到它的設計者戈涅的雕像立在大廳，他感嘆不已，給建筑師雕像，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
在世界其他國家做建筑師確實別有一番風味：
前蘇聯列寧文化金獎每年頒發(fā)三枚。其中一枚規(guī)定必發(fā)給建筑師。
美國總統里根在1986年美國國慶為貝聿銘授勛。
兩年前，法國兩位青年建筑家向國際法庭起訴法國政府的一個破壞環(huán)境藝術的工程，獲勝，法國政府取消這個工程。
……
現在中國即使存在建筑師，也時常是被扭曲的，處處要受到商人、領導和文化素質較低的“甲方”的干預。為此，中國建筑師憤憤不平。
吳良鏞說：“現在公司在干預操縱政府行為。經濟上‘無形的手’對我是太有形了，它常常使建筑師不能不改變設計思想。”
李先逵說：“建筑師的勞動常常不被尊重，業(yè)主可以橫加干預，甚至隨意改動，以至建筑師常常不愿意承認這件作品是自己的。”
一位建筑師在《中國美術報》上寫道：“迄今為止，關于建筑文化和建筑藝術的觀念之于大眾差不多還是一種海外奇談。自古以來中國就極少記述建筑藝術、建筑師活動和建筑理論的著作，即便現在，中國建筑師們的創(chuàng)作仍類似于一種單相思。真正的悲劇都是具有社會性的。建筑的悲劇也如此。”
一個建筑師要敢于向政治家進言！他不僅要向領導負責，還要對得起百姓和良心。
中國建筑師太聽話了，這不行。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建筑師，張開濟老先生告誡：要敢于向政治家進言，他說，其實很多領導是喜歡你講話的。
他回憶兩次進言的經歷：
國慶十周年的十大建筑我同時主持兩個，革命歷史博物館和釣魚臺國賓館。周總理看了我畫的立面圖后，覺得很好，但他提了一個意見，革博的柱子太細了。當時我正好不在，他說問問張總，看能不能改變。我知道后對萬里、趙鵬飛等領導說，這事我要向總理直接匯報。
總理經常下工地，見他很容易。我對總理說，大會堂的柱子是圓的，在立面圖上看著寬，革博的柱子是方的，在平面圖上只能看見一面，而且革博的柱子密，如果加粗，在實際中就顯得笨了。
周總理說：對，張總，就照你認為的。
事情過了30多年，西客站要設計了，陳希同什么建筑都要加個小亭子，我怕加，就給他寫了封信。
張老先生拿出那封他作為北京市政府建筑顧問所寫的信：
希同同志：
你好！近幾年北京新建的大樓上出現了許多“小亭子”，其中有的效果很差，人們普遍認為：“小亭子”是市長的“愛好”，有“小亭子”的設計方案就比較容易得到市長的贊賞。于是，有些設計人員往往不是把精力用在如何貫徹黨的建筑方針上，而是把腦筋用在如何迎合市長的“愛好”上……我認為，在一些高樓大廈都加上“小亭子”并不是你的原意，你的原意要求建筑物的頂部輪廓線豐富些，不要搞成方盒子，要有一定的民族風貌。“小亭子”是對你的主張的一種誤解或歪曲。個別人“假借官意”，販賣私貨，也有可能……“小亭子”用得太多了，就會造成一種新的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厭。此外，還會使人產生一個錯誤的印象，好像中國建筑師的創(chuàng)作手法十分貧乏，離開“小亭子”就做不出文章了，中國建筑的發(fā)展前途只能停止在亭子上了！
這封信他雖然叫張百發(fā)批了，但并沒有辦。這次進言失敗了。
因而他說，中國要出立得住的建筑，要出建筑大師，就不能遷就業(yè)主不科學、反藝術的操縱。
【打印】 【關閉】
| 分享到： |  qq空間 |
 新浪微博 |
 人人網 |
 豆瓣網
|
 MSN |
 騰訊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