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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史，卻少有超過50年的城市建筑。這些年來，短命建筑頻頻出現，充斥視聽，讓人扼腕嘆息。11月9日，南京市湖南路地標性建筑——圖書發行大廈爆破拆除；9月份，上世紀的云南第一高樓昆明市老工人文化宮爆破拆除，這兩棟標志性建筑的“壽命”均不到30年。類似的例子可以信手拈來：耗資8億元、使用壽命僅9年的遼寧沈陽綠島體育中心，落成不滿10年、耗資3000多萬元的海南海口“千年塔”，建成僅13年的江西南昌著名地標五湖大酒店，投資2.5億元興建的沈陽五里河體育場，浙江杭州西湖邊上的最高樓年僅13歲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除了引人關注的地標性建筑外，還有大量普通建筑在建成后不久就因為各種原因被提前拆除，其數量根本無法統計。

　　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機構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年-100年。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曾在第六屆國際綠色建筑與建筑節能大會上表示，每年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鋼鐵和水泥用于建筑業，產生了巨大建筑廢物，而建筑壽命卻只能持續25年-30年，遠遠低于建筑的“全壽命周期”。而英國建筑平均壽命132年，美國建筑平均壽命74年。《中國青年報》一項受訪者達4916人的調查顯示，超過85%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有過短命建筑，而超過一半受訪者對所在城市規劃不滿意。

　　當一座座建筑在爆破聲轟然倒下成為垃圾，無數的社會財富也頃刻灰飛煙滅。經過多年千辛萬苦積累起來的財富，用財富堆砌成建筑，建筑又變成垃圾，巨大浪費是無法估算的。對于為房子而辛苦忙碌的民眾來說，短命建筑，就意味著房貸還沒還完，房子已不復存在了。短命建筑流行的結果，造成社會資源的驚人浪費。可以簡單地算一筆賬，2012年全國城鎮每天新增住宅超過100萬平方米，每平方米的造價只按3000元計算，若使用周期由平均30年增加到70年的話，可節約資金就是一個天文數字，可見減少短命建筑的意義有多大。

　　在建設科技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城市建筑為何卻變得如此短命？第一，在于一些地方的決策者罔顧城市長遠利益，盲目追求短期政績、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城市規劃如同“過家家”，“規劃規劃，紙上畫畫，墻上掛掛，不如領導一句話”。特別是在規劃建設一些重要項目時，好大喜功，缺乏科學的論證，全憑少數人“拍腦袋”。而隨著領導的更替而變化，儼然陷入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將軍一朝令”的怪圈，城市建設陷入反復拆建的惡性循環之中。第二，還在于一些地方對城市發展理念的偏頗。不少地方陷入城市建設“新”就是好的認識誤區，而不顧城市歷史文化的延續，想建就建、說拆就拆，城市建設千城一貌。第三，為片面追求局部經濟利益而頻繁拆遷，既損害城市的總體效益，也會造成新的城市問題，如因拆遷引發的社會矛盾和糾紛不斷增加，拆遷也帶來了大量的建筑垃圾等。第四，建筑短命現象還由于建筑設計和施工質量本身不過硬所造成，數量眾多的“樓脆脆”“橋垮垮”工程不拆、不炸也確實不行。當然，對短命建筑問責不力也是重要原因。對造成社會財富巨大浪費的短命工程，本應按有關法律法規對責任人實施問責，但許多時候的處理都是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甚至還可壞事變好事。歸結到一點，短命建筑既是一種“城市病”，更是一種“權力病”。

　　要從根本上消除短命建筑，需要強化權力約束。其一，要更新城市建設發展理念。樹立科學發展觀，引導城市建設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在對官員的考核中，除了要看其任期內GDP的增幅，也要看是否拆了本不該拆的建筑。其二，要完善規劃決策機制。變“一言堂”式決策為民主決策，讓公眾參與決策、參與監管，增加建筑規劃的透明度，增強規劃權威性、嚴肅性、延續性和執行力。在制定合理規劃之后，必須嚴格實施、監管操作，把規劃的落實全程納入法制軌道，重大工程隨意拆建造成嚴重浪費，應嚴肅問責。其三，要完善建筑質量保障機制。要完善監管體系、堵塞監管漏洞，加強市場監管，對隨意大拆大建的行為進行嚴格限制，防止沒有質量問題的建筑物提前被拆除。其四，要加大反腐力度，不但要治理城市規劃系統的腐敗，防止某些建筑因“規劃腐敗”使用時間不長就推倒重來，而且還要治理質量監管系統的腐敗，把好質量關。